民国初期的小商人家庭

政府南迁后的北平街头

    30年代前期，北平公教人员不太多，最大机关，一是宋明轩将军的政务委员会，一是北平市政府。较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、参众两议院时代，行政机构少得十分可怜，而且也穷得十分可怜。鲁迅先生自1926年离开后，1929年回来探亲，写给上海家中的信说：“抽空看望了几个旧日教育部的老同事，见大家都穷透了。” 《两地书》 这种情况，到30年代前期，并未有多大改变。不过这个“穷”与后来的“穷”是两样的。当时知识阶层，失业的人多。1928年政治中心由北京迁到南京之后，北洋政府的工作人员，有不少未能南去，留在北京。大官自然不要说了，宦囊充裕，有房地产、股票、存款，自可在北京做寓公，东西便宜，文化气氛浓郁，高级的讲讲书画、玩玩古董、坐坐茶座、发发牢骚，杜门教子，生活悠哉悠哉 中级的听听戏、吃吃馆子、逛逛市场、打打台球。低级的烧烧烟、打打茶围、打打牌，适可而止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这是当时下野官僚的三种赋闲生活方式。当然也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到居土林念念经，弄弄“扶乩”，或到中山公园行健会打打太极拳以消永日。至于小官、一般职员，便不同了，手里有点积蓄的，赋闲在家，有出无进，仗着东西便宜，省吃俭用，还可维持几年。而平时没有积蓄的，赋闲时间一长，自然就更穷了。因而鲁迅先生信中说“穷”，是有特定时代涵义的。吴子玉将军下野后，以“三不主义”住在什锦花园做寓公，他的部分僚属，也在北平赋闲，每月吴宅账房，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，每人象征性一元。一位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，自己未做大军官，因同学在河南做大军官，沾光做了两任县税务局长，包税赚了几万元，在北平赋闲过日子，教育子女，钱存在银行吃利钱，靠利钱生活，十分安定。比起做小局长时，自然“穷”了。当然也有小书记 即录事，专门抄写公文，不是现在的书记 被裁员下来，那就真“穷”了。如《日出》中的黄省三，一月工钱只十元二毛五，却要不停地写、写、写……这真是小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，不如一个拉洋车的了。

    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，靠一些大学、中学维持繁荣。首先几个国立大学、院校，按月有一笔款子到京，清华是“庚款”，北大、师大、平大等是教育部拨款，每月二十多万元，折合两千多两黄金。以今天的金价计算，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。那时行政、官吏人员分特、简、荐、委四等。科员是委任职，一等科员是荐任职，月薪一百元。而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的薪水，除拿钟点费的代课教员外，大多均在一百几十元。高初中都教的英语、国语、算学教员，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。如做过我的老师的申介人、萧佩荪、陈斐然诸先生，他们又是师大附中教师，又是志成中学教师，自己都有包车，和平门、小口袋胡同两头赶着上课，月入都在二百几十元。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！可买二两五钱黄金。

    那时清华、北大等国立大学的“部聘教授” 由教育部下聘书 ，高的月薪五百元，一般都在四百来元。鲁迅在厦门大学月薪四百，后住上海，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三百，其时北平各大学教授的工资均与此相同。由学校发聘书的教授，月薪均在三百元以上。自然私立大学，经费不足，那就另当别论。再有当时南京教育部规定教员只能接一个大学的教授聘书，如在此校为教授，又到彼校讲课，则只能算讲师。如著名的钱玄同先生，是和平门师大教授、中文系主任，在北大讲课，似乎始终是拿“讲师聘书”，另外还在孔德学校有办公室，老先生一直是忙于三校之间的。

    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，收入多，钱值钱，因而生活十分优裕，不少人负担也很重，家里养着不少闲人。已故谢国桢夫子就和我常常感慨地说：“当年我在小水车胡同家里，天天开饭摆圆桌。”著名法文教授，《罗曼罗兰传》、法国古典名著《巨人传》的译者鲍文蔚丈，现在八十六岁高龄，还健在。五十多年前，他住在我家后院，先生在中法大学和孔德学校两处任教，家中夫人、刚刚降生的公子、先生的弟弟，四口人住五间北房、两东两西，另外还有两间小北房作厨房、下房 佣人住 ，还有浴室厕所，安静的小院，在大院中成为独立单元。一部崭新的包车，二位女佣人照顾婴儿、洗衣服。另外还有一位厨子。他家的厨子是当时皇城根大院最干净、漂亮的厨子，出门穿纺绸大褂，骑一辆雪亮新自行车出门买菜。当时名牌自行车“三枪”、“飞利普”，德国“蓝牌”卖八九十元，日本“富士”卖五六十元，国产杂凑的卖四十元上下一部。他那部新车是杂牌的，但也十分出风头，别的厨子都羡慕他。前年文蔚丈来上海，我去看望时，还说起他家当年的生活情况，说到他家当年的大个子拉车的和那位厨子开销有多大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