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8月6日，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94岁生日。当天，由山东省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的季羡林研究所在京成立。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梵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，他博古通今，熟谙六七种外语，受到世人的钦佩和敬仰。

　　7月29日上午，温家宝总理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，看望了季羡林，并向他祝贺生日。在交谈中，温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最近出版的与季老有关的两本书：《学海泛槎———季羡林自述》和《非凡人生———季羡林先生》。

　　这次由华艺出版社再版的《学海泛槎———季羡林自述》，内容新增了《我的小学和中学》、《我的高中》。新世界出版社编辑张世林告诉笔者，他曾在中华书局工作，与季羡林先生有过长期接触，在2000年和2001年先后出版过季羡林的《千禧文存》和《新纪元文存》。这次，张世林以最快速度抢在季羡林生日前夕出版了王树英的《非凡人生———季羡林先生》。张世林说，应该把老先生们当作文化财产来抢救，“季先生是一面镜子，他桃李不言，他笔耕不辍，对年轻一辈也是一种鞭策。”张世林介绍，《非凡人生》的作者王树英教授是季老60年代的学生，毕业后在北大任教，后来调到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工作。

　　在季羡林生日前夕，笔者采访了王树英教授和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。

季羡林先生

　　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别人写他的传记

　　问：季羡林先生著作等身、成就卓著，应该有不少人想为他写传记。有报道说，《非凡人生》是“第一本真正的季羡林传记”，请问，你们怎么看？季先生本人对为他立传持什么态度？

　　王树英：我写的是季先生的人生，未提传记，当然实际上是传记。这本书出来后，我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。有读者说，“这是几代人的镜子”，可以从中看到他年轻时、中年时和老年时都是怎么做人的。我是研究印度问题的，接触国内外的学者比较多，与印度学者接触时，他们都大吃一惊，说“你们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？！”季先生为中国争了光，印度人也觉得他为东方争了气。我毕竟是他的学生，也曾经与他同事，觉得有责任向大家介绍我所了解的季先生。

　　李玉洁：其实，季先生的传记以前也有一些。1996年，江苏文艺出版社用季先生自己的文章编成了一本季先生传记《季羡林自传》，后来还有《季羡林传》、《东方宏儒：季羡林》、《季羡林先生》。这四本书的共同点是没太多涉及季先生的业务，王树英这本则是重点写季先生与印度学的关系。

　　季先生一般不大看别人写他的传记，他说溢美之词太多。王树英这本他是看过目录的，王树英的所有材料来源也是我们知道的，我认为他比较踏实。

　　他就是想当他的教书匠

　　问：季先生于1935年秋去德国留学，当时留德的学生似乎不多，我记得只有宗白华、冯至、周子亚等少数人，而当时留学英美的最多。一般认为留日的学生归国后大多倾向革命，而留学英美的比较倾向自由主义，留德的背景对季先生以后的学术人生有什么影响？

　　王树英：留学德国的作用很多，对他以后研究印度问题帮助很大。之前，他在清华，选课时对印度有兴趣。后来去了德国，他如鱼得水。开始在德国没想到留那么长时间，但因为战争延长了时间，吐火罗文也是在那时学的，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李玉洁：“文革”后，有人建议季先生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，但他不去，可是1978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，他却答应了。有人不理解地说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去当，他说：“什么级别，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！”他就是想当他的教书匠。

　　他对时势的判断也有不清楚的地方

　　问：季先生在“文革”前后也经历过大起大落，在晚年撰写的《牛棚杂忆》中，他回望往昔，是不是对“文革”看得比较透彻了？

　　王树英：“文革”这个悲剧，他认为很多人是受害者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，真正的坏人是少数。“文革”中，季先生虽然大名鼎鼎，但是，比他“资格”老的，还大有人在，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更大的，有他的老师或前辈，如陈寅恪、朱光潜、俞平伯等，所以，在历次运动中，他“被批、被斗”并不严重，在运动中做“检查”也是必然的，他自己也承认，“老年反思，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。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，我是心悦诚服的，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。我虽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，在我灵魂深处，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‘原罪’的化身，批是天经地义的。”他对时势的判断有时也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但至少不会乱来。

　　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

　　问：我看到季先生有文章回忆胡适、陈寅恪等老师一辈的人物，在季先生和你们的接触、讲述中，他讲到哪位老师比较多一点？

　　王树英：有时他提到胡适，也不是顶着风头，也不像当时的极端看法那样认为胡适“反动”，该肯定的还是肯定的。季先生还回忆过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，他说：“一旦批到陈寅恪先生头上，我心里就感到不是味，虽然经人再三动员，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。我不愿意厚着脸皮，充当事后诸葛亮，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。但是，我毕竟没有行动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在四十年之后，想到我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，差堪自慰，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。”

　　李玉洁：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，当时还很敏感，我劝他别写，写了也没地方发。但他坚持要写，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，对人不能主观、片面，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的不多了，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。

　　1999年，季先生88岁高龄时还去了台湾。我说，你不是不轻易出门吗？他说这次对方邀请，开会的主题“人的素质教育”他很感兴趣，去台湾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给胡适先生、梁实秋先生扫墓。我问他，这合适吗？他说：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？”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，他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，还写下了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。

　　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

　　问：您书中的第120页提到季先生的封建包办婚姻时写道：“(夫人德华)天资确实不是太高，只念过小学。她到了晚年，连早年能认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还给了老师。因此，她对季先生一辈子搞的什么研究，有什么意义，根本不知道，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”。这种“夫妻二人毫无共同语言”的婚姻是不是一个悲剧？

　　王树英：留学生的婚姻状况比较复杂。据我了解，留学生后来离婚、再婚的不少。季先生的包办婚姻是既成事实，他是尊重既成事实的。恐怕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婚姻，但他对老伴儿还是肯定的方面多。季先生说，在道德上，“她却是超一流的，上对公婆，她真正尽了孝道，下对子女，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做的一切，中对丈夫，她绝对忠诚，绝对爱护，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，贤妻良母。”

　　季先生的老伴儿确实很贤惠，他们老俩口几十年没拌过嘴，都为对方考虑。季先生不会做饭，到家就吃老伴儿做的现成饭。季先生的老伴儿把婶母也接过来养着。现在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他们的婚姻，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。

　　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

　　问：“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”、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似乎是季先生引起较多争议的观点。请问，你们怎么理解和评价他的这个观点？

　　王树英：季先生常说：“文化交流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，如果没有文化交流，人类社会的进步恐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”季先生认为，到了21世纪，“三十年河西”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“三十年河东”的东方文化，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。

　　我认为季先生的意思是说，21世纪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不要忘记东方文化，而且要以东方文化为主，发挥东方文化的作用。用季先生的话说，以东方文化为主导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，把人类文化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。

　　李玉洁：他从不跟人争论，他提出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观点，遭到很多人的批评。他就举了个例子，有个地方盖庙，第二天要挂匾，有两个近视眼的人约着去看。一个近视者说看见匾上写着“正大光明”，结果旁边有人说匾还没挂上呢。他当时的意思是21世纪还没来呢，所以大家都可以预测。(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；作者：张彦武）